那么，自为的境界还有更高的一层，达到了形而上者的高度，上下与天地同流，这就是冯友兰先生讲的天地境界。

[9] 按，本文所引《四书》内容，均以中华书局版的《四书章句集注》为准，具体出处不再详注。首先，应从经典教育入手，培养民族文化正信。

孔子谈君子小人之辨、义利之辨，至于三戒、三畏、三慎、九思乃至曾子吾日三省吾身，孟子善养浩然之气等等，无不是修身之一部分。2008年，海协会会长陈云林访台，专程拜访证严法师，并对慈济基金会近二十年来在大陆的各项慈善行为，做出了高度评价。人既能知见，岂有不能行？（《宋元学案》卷十四）朱熹亦认为当以致知为先，说：义理不明,如何践履？今人多教人践履，皆是自立标致去教人。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彼以文辞而已者，陋矣。找路不如找心，问路不如问心。

《论语·学而》篇第六章：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不要随心所欲，要随心教育自己。其中，形与实器气事行，最终与物相关，而物之为物的根本乃在于生，于是自然产生了生何以生的问题。

[67]量论犹云知识论[68]，不过，在熊十力看来，知识论与本体论是相贯通的，不能将二者割裂开来。[67] 熊十力：《新唯识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第330页。[9]存在的后一层内涵体现了与中国哲学的内在联系，且因其突出了存在的时间性和历史性，正是其具体形而上学所要彰显的。（《道德经·第三十九章》）万物得之以生。

然而，生生哲学主要侧重于古今问题，由近代名学发展所彰显的中西问题同样重要。德里达本人就曾指出：中文模式反而明显地打破了逻各斯中心主义。

关于二程学问的建立，程颢曾言：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严复最终找到了名的观念，提出盖中文惟‘名字所涵，其奥衍深博与逻各斯字差相若。另一方面，中国哲学底本强调理论联系实际，这固然有其可以称道之处，但是一切都要马上有用，这是没有远见的表现。[10]十力学派的中坚人物牟宗三也将其哲学概括为两层存有论，并明确指出中国的慧解传统中的存有论与西方存有论从动字‘是或‘在入手是不同的。

一组以实为代表，包括器行用形物事天气（阴阳五行）等。回到当代中国哲学，生生哲学方兴未艾，可是从中国哲学底本的角度看，生生哲学家似乎忽略了名名问题。[4]结合丸氏的古层论来看，中西方哲学的底本就可以理解为两种哲学史各自的古层，这种古层从一定程度决定了两方哲学在发展过程中不管遇到了自身革新的要求，还是遭遇了外来哲学的冲击，都能维系各自哲学传统的某种自性，而不至于变异或被吞噬。名与 命本一字也，天命之，斯名之矣。

从一定程度而言，中国文化这一基本特征是由其底本决定的。[8]在他看来，存在已是一个现代中国哲学的范畴了，它既涉及 being 中超乎语言学层面的形上内容，也与‘道、‘有、‘实、‘事等中国传统哲学概念所包含的哲学内容相关。

[14] 李泽厚：《李泽厚对话集·中国哲学登场》，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1页。由此，杨先生对西方大哲如海德格尔的问题意识感同身受，并断言：海德格尔之后再谈没有时间性的本体,已经没有任何可能了,传统意义的本体已经死了。

两离则指西方哲学有一个可感的世界以及另一个与之分离存在的不可感的世界，后者是哲学的精神——即本体论所表达的那些纯粹原理所栖身的地方。Logic为逻各斯一根之转，为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语言文字浸浸分别并行，初不以文字依附语言，而语言转可收摄于文字。[14]有了李泽厚先生的大声呼吁，旋即便有了陈来先生《仁学本体论》的呼应。这种意识是中西文化接触以后才出现的，文化的接触产生比较，比较则要求比较项是一而不为多。中西哲学史上，举凡大哲学家均对其哲学传统中的底本有某种恰当而独到的领会，并在此基础上开创其哲学理论。

从底本入手可视为研究中国哲学的一道法门。[33]这些研究彻底突破了过去仅从认识和逻辑意义研究名的名学逻辑化的研究范式，为将名确定为先秦思想中的统摄性观念打下了基础。

[64]因此，熊十力强调中西文化宜互相融合……中西学术，合之两美，离则两伤，[65]并发愿在已经写出的《新唯识论》之《境论》后，写一部《量论》：哲学方法，则思辨与体认须并重，余欲为《量论》一书，明此义。其中，后一特点最为根本，荀子又将其表述为（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也就是过分沉溺于名辞，所以显得脱离实际。

[38]能够反照西方语言和哲学这一特质的主要参照系就是汉语。[25] 李泽厚：《李泽厚对话集·中国哲学登场》，第84页。

[31] 耿云志主编：《胡适论争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641页。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大体而言，生生涉及实的方面，是一个本体论问题，名名涉及名的方面，是一个认识论（知识论）问题。简言之，形名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可以概括为有形必有名，有名必有形的形名相耦原则。

综合董仲舒与二程两方所提出的儒学的底本可以发现两个特点：其一、阴阳虽属实的层面，但这并不意味着董仲舒忽略了名的维度。[2]可见，杨先生并不承认其所从事的是一种单纯的中国哲学，而是一种在中国的哲学或广义的中国哲学，这样似乎就避免了底本的追问。

是故明阳阴入出实虚之处，所以观天之志，辨五行之本末顺逆，小大广狭，所以观天道也。事实上，不仅在熊十力那里，名名作为一个知识论问题被设想为其哲学的半壁江山。

如果说十力学派对于中国哲学底本的把握代表了由生生到名名，从金岳霖到冯契一脉的基本思路则代表了名名到生生。其基本原理可概括为如下两段话：有物将来，其形先之。

[69] 熊十力：《原儒》，第310页。此外，与熊十力及生生哲学一系由生生摄名名相反，金岳霖、冯契一系由名名摄生生的思路同样值得重视，其将来的重点应为开发生生的面向。这就难免使人怀疑他们是否站在西方哲学的底本上来发展中国哲学。[6]概言之，西方哲学的核心是ontology（本体论），ontology是关于being的理论，因此being（存在）即西方哲学的底本，这非常明白。

海德格尔虽然对西方存在问题做了一个大反转，以此在论存在，但此在却被理解为向死存在，于是从根本而言，此在便陷入一种有限性，从而无法实现超越性。从哲学传统作为一种文化生命的样态来看，俞先生关于底本的说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参见熊十力：《原儒》，第3-4页） [71] 冯契：《忆金岳霖先生以及他对超名言之域问题的探讨》，《学术月刊》，1994年第2期。同样，天理虽属名的维度，但这也不意味着二程忽略了实的层面，这表现为对于气的重视。

底本既涉及历史传统，又关乎语言习惯，这两者都意味着某种限制，而思想本身是无限的。作者立志阐明生生不已究竟是如何可能的。